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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孫逸仙的研究，長期以來被兩種歷史生產模式所主宰：一是中國史學的製造迷思，一是西方史學的破除迷思，兩者都扭曲了孫逸仙。本書顛覆又客觀地企圖呈現中國百餘年前第一次現代化時期，孫逸仙真正的歷史角色。

在法國漢學家白吉爾筆下，孫逸仙其實是昏庸的政客、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，更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家。但作者同時認為他的確懷抱救國理想，最倚仗的才能就是「跨界」溝通。綜其一生，他為革命全球奔波，訴諸三合會、教會、學生、商人、西方列強、共產國際等的支持，能悠遊與動員這些利益與思想大相逕庭的群體。如此複雜而矛盾的形象，放大到近代中國的經濟、社會脈絡來看，白吉爾認為，孫逸仙正是海洋中國的產物，他的發跡，代表的是沿海中國勢力的崛起。在如是的風雲湧動中，孫逸仙的一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背景與條件。

究竟該如何看待孫逸仙留下的龐大政治和智識遺產？本書試圖重建孫逸仙的生涯，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家（第一部）蛻變為創建共和之父（第二部），最終成了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（第三部），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反思認識孫逸仙的方式。

作者簡介

白吉爾Marie-Claire Bergere

法國大學榮譽教授。曾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當代中國研究和資料中心主任，巴黎東方語言文明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。主要專著有《清朝官員與買辦：東亞危機的關鍵》、《上海史：走向現代之路》等。

譯者簡介

溫洽溢

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，現任教於世新大學，譯有《追尋現代中國》、《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》、《改變中國》、《康熙》、《天安門》、《前朝夢憶》等。

錯過的約會：孫逸仙與武昌起義

一九一一年十月爆發的武昌起義，或者套用中國的用語「雙十起義」，並非如孫逸仙所形容的「純屬意外」。武昌起義由地方革命團體發難，黨人多招募自新軍，同時還有祕密會黨和城市菁英的奧援。這些地方組織，和由孫逸仙、東京集團領導的革命運動，關聯微乎其微，但它們確實一直都存在，它們之間的傳遞除了一方面透過黃興，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宋教仁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創立的中部同盟會。然而，黃興與宋教仁都不認為起義會成功。當他們後來真的馳往武昌時，兩人都無法成功領導隨武昌起義應運而生的湖北軍政府。革命風潮在各省接二連三的響應之下，於十月、十一月間席捲全國；值此之際，第二個指揮重鎮在上海、 南京成立，由同盟會的成員主導之，這些成員大多出身自長江流域。

不過，孫逸仙仍繼續他的歐美之行。他是否因喪失主導權而感到不快？他是否對軍、紳領導革命的成功機率抱持懷疑，就像他的粵籍同志們、特別是胡漢民一樣？或者，遊走海外尋找外交與財務的援助，可幫助他掌控整個局面？

無首之龍：雙十起義
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起義的失敗，為由孫逸仙領導、同盟會策動的一連串未遂起義劃下句點。爾後，廣東人失去主導權，革命行動的中心轉移至長江流域。到了夏季時節，四川沸騰騷動，起因於川人抗議政府將鐵路國有化的政策，愛國人士憂心鐵路國有化，將為新一波外國侵占大開方便之門。
十多年來，湖北一帶的小型革命團體一直都很活躍。面對官警的追獵，這些革命團體時常解散，只為能盡快易名重組。武昌起義前夕，湖北革命團體一同集結在「文學社」與「共進會」的旗幟下。文學社的成員多招募自駐紮武昌的新軍軍官與士兵。共進會則是同盟會內異議組織的地方分支，一九○七年四月始成立於東京，成立後一直與祕密會黨密切合作，也吸收士紳和知識分子入會。分隔文學社與共進會兩者的差異是屬於社會性的，而不是意識形態的。不過在一九一一年九月，湖北革命人士在雙方領袖的訴求下，克服彼此間的歧異，同意戮力同心為起義做準備。

這些小團體與同盟會維繫的多是私人往來，而非機構間的交流。它們的合作始終是斷斷續續，是由一些地方領袖促成，這些人與同盟會內非廣東幫一直保持聯繫，尤其是黃興與宋教仁。孫武與居正即是這類領袖，他們兩人都是共進會成員，都在東瀛完成學業。也有少部分地方革命人士，同時隸屬同盟會和共進會。這類型組織的繁衍增生、靈活彈性，使警察鎮壓無門；他們深植於各類社會圈子，因此當前有特定目標時，他們不會排除更換支持者的類型或尋求臨時的聯合陣線—這些特質彰顯一個活力十足、且能緊扣當時中國社會的運動。同盟會在意識形態上的野心是它的特色，湖北─湖南革命運動能持續運作，最重要的動力是它們的行動主義者。

一九一一年八月，宋教仁創立中部同盟會，就是渴望吸納這些革命團體的行動力與勢力。他想要將中部總會的權威，加諸於過去對同盟會口惠而實不至的大量長江流域革命團體。透過他主編的《民立報》，宋教仁亦試圖擴展這些革命團體的政治視野，將顛覆滿人政權的眼前目標，和創建民主、立憲政府的計畫做了連結。出於政治現實的盤算，為了鼓動立憲派地方菁英對排滿的支持，確保革命一蹴可幾，宋教仁完全沒提民生主義。宋教仁亟欲限制革命騷亂的時間與地理擴散，在軍隊的援助之下，他計畫以湖北為發難中心，並盡快與北方各省聯繫。這個計畫以及成立中部同盟會，都經過黃興的首肯，不過黃興勸戒行事要謹慎。

宋教仁自然是臨淵履薄。依精擅組織之宋教仁的個人看法，完成所有籌備工作尚需耗費二、 三年的時間。但武昌的革命人士已等不急要行動了。十月十日，武昌駐軍亂起。不管是黃興或宋教仁，都沒有足夠時間去重整武昌；革命領袖皆不在場，他們不是在逃（如文學社的蔣翊武）就是負傷（如共進會的孫武）。軍隊自行鼓譟鬧事，只一夕之間便戰勝當局的抵抗。但沒有領袖的叛民們，彷彿一條「無首之龍」。他們找上守備統領黎元洪，逼他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—第一個革命政府的首領，竟只是個政治囚徒！